身邊的親友們也很容易跟著社會輿論一起批評，把這些標準化測驗當成是扼殺創造力的元兇，或是讓親子關係變得緊繃的罪魁禍首。

但如果我們只停在表面的批判跟抱怨，那就太可惜了。因為換個角度看，這其實是一個可以讓孩子大腦好好訓練跟蛻變的機會。

我是覺得：反正一定會遇到，不好好把握就浪費了。

青少年的大腦需要「必要的困難」來升級

我們先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理解這必經的辛苦。

青春期是孩子大腦發育的第二個關鍵窗口期，尤其是負責理性決策、情緒控制與高階認知的「前額葉皮質」，正在經歷劇烈的重組。

也就是說，這個階段的孩子，大腦本來就正在改版更新中。

所以他們需要的，未必是無止盡的快樂學習。相反地，心理學家 Robert Bjork 提過一個概念叫「必要的困難, Desirable Difficulties」。聽起來有點刺耳，但它其實是在說：有些學習必須帶著阻力，才能真的留下來，變成自己能運用的能力。

備考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一場對大腦的「高強度重訓」。當孩子硬是把想滑手機的衝動壓下來，逼自己回到題目上；或是在腦海裡痛苦地整合歷史的因果、物理的公式、數學的步驟；這時候他們的大腦正在進行神經修剪 (把不常用的神經連線修掉，留下常用的) 與髓鞘化 (讓神經纖維的訊號跑更快、更穩)。

那些很難、很卡、很不想做的學習，其實就是強化腦部功能時少不了的負重。

如果路被鋪得太平、太順，孩子反而會失去深層學習的機會，最後得到的可能只是能力上的錯覺，而不是真正的智力與韌性。

所以當你看見孩子覺得難、覺得累時，或許可以在心裡提醒自己：「別太擔心，他的大腦正在訓練強化中」。

是選擇挑戰，還是選擇逃避？

再往深一層看，這場每個人都會經歷的試煉，其實也是建立「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大好機會。

心理學大師 Albert Bandura 曾指出，很多時候決定一個人碰到難題時，是正面迎戰還是退縮逃避的關鍵，並不在於他「到底有多聰明」，而在於他「相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現狀。

長達一到三年的備考期，剛好提供了一個很完整的實驗環境，讓孩子反覆經歷「挫折—調整—突破」的循環。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讓孩子明白：模擬考的分數不是對一個人的最終評價，它其實是一種動態的數據反饋。

擁有成長型思維的孩子會慢慢懂得，現在考低分不是因為自己笨，而是目前的策略還沒奏效。

當孩子開始用這個角度看待分數，他就會把考試從「我被打分數」轉成「我看到自己在變強」。也就是把考試視為是幫助自己能力增長的過程，而不是能力檢測的終點。

這種心態轉換，會是我們在面對一次次的考試分數時，能試著扭轉一下，反手給孩子受用一生的 Growth mindset。

將備考當做是人生第一個大型專案

既然這是一場試煉，身為家長，我們到底該怎麼介入才不會越幫越忙？

我會建議大家引導孩子，把準備會考或學測，看成一個為期一年的「大型專案」。這不只是讀書，這其實是孩子第一次有機會練習大人世界的專案管理。

你可以陪孩子一起釐清專案的範疇 (Scope)，避免在特定難題上鑽牛角尖，學會取捨。再來是時程管理 (Schedule)，這不只是把行事曆填滿，而是學著用甘特圖或看板，把龐大的複習量拆成每天每週能做得到的任務。

而真正的關鍵，往往是資源配置 (Resource Allocation) 與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教孩子把最寶貴的專注力資源，放在效益最高的弱科上；也要懂得預留緩衝時間，去面對突發的情緒低潮、生病、或是某天就是狀態很差。

當孩子學會用專案管理的視角去調度自己的學習，他得到的不只是學科知識，而是一套處理複雜問題的通用邏輯。

▎學會如何學習，比考高分更重要

在這段旅程裡，比「考高分」更高級的能力，是「知道自己為什麼考高分或低分」。

這就是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能看見自己怎麼學、學到哪裡、哪裡沒學會，並且能自己調整方法。

很多孩子其實很努力，但他們常常只是機械式地刷題，很少停下來問自己：我到底卡在哪裡？我現在的讀法真的有效嗎？我的時間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可以試著鼓勵孩子做「考後檢討」。模擬考後不只是盯著錯的題目懊惱，而是冷靜分析：這題錯，是因為知識點沒讀過？讀過但忘了？還是粗心看錯題目？

接著，引導孩子願意跳進「卡住的那一段」，承認自己還沒搞懂，然後在混亂中慢慢找到自己能夠理解的方式。

這種「對思考進行思考」的訓練，會讓孩子從被動的考生，轉變成可以掌握自己的大腦。不是只會讀書考試，而是透過這個歷程，去真的開始學會「如何學習」。

結語：把大考當成年禮，孩子學到的，會比分數更長久

最後我們再回到最一開始那個問題：為什麼孩子一定得走過這場體制內的考試？

說真的，答案不在那張成績單上。更重要的是，這段日子會替孩子「裝備」一些往後用得到的東西。

它很像現代版的成年禮：在一個不見得有成就感的環境裡，孩子得學著撐住、學著照計畫走、在情緒上來的時候還能把事情做完。也因為過程當中會跌倒、會卡關，他才有機會一次次確認：原來我可以調整方法、可以再站起來，我是有能力掌握自己的。

等孩子走出考場，會考跟學測的分數當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重量。只要你看到他眼神裡多了一點穩定感，心裡多了一點把握，腦袋裡多了一套「遇到難題我知道怎麼處理」的方法，這段陪考的歷程就沒有白費，這個機會教育其實就已經很成功了。

所以，請陪孩子把這場試煉抓緊一點，別輕易放棄了。這不是為了贏過誰、考上什麼學校，而是為了讓他以後面對更不確定的世界時，心裡有底，站得住，也更安定。

我想，這才是學習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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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照著自己走過的路，耐心地督促孩子：要準時交作業、不要犯錯、考好一點、設法進到名校。我們一直相信，只要這條「乖巧」的路走得夠穩，孩子就能換到一個踏實的未來。

但身為一個長期關注教育趨勢的設計人，同時也是一位父親，我想老實說句不太好聽的話：我們引以為傲的完美教養，很可能正在把孩子推向一個更不利的位置，甚至更接近所謂的「失落的世代」。

這不是在嚇人。World Economic Forum 的報告其實早就把方向講得很清楚：我們過去相信的職涯階梯，從基礎開始的「菜鳥」，一路磨成「專家」，這條路徑正在鬆動，甚至已經開始崩塌。

連我自己顧問指導的團隊，都建議主管們暫時不要招沒有經驗的新人了，你說呢？

AI 的強大，在於它可以用近乎零成本、超高效率去完成那些繁複的資料整理、文件與程式碼初稿撰寫。結果是什麼？企業往後看，就未必還需要那麼多的初階人力了。

孩子大學畢業後面對的，可能不只是低薪，而是職缺本身就變少、不見了。

如果我們還在培養只會聽話照做的「乖孩子」，某種程度上，等於是讓孩子走向沒有競爭力的方向。

「乖巧」的教養，在不確定的未來反而會變成弱點

從小我們教孩子要聽話、要避免犯錯。在學校裡，被紅筆圈出來的錯誤像是一種否定；在家裡，乖乖聽爸媽的話常常是最快得到肯定的方法。久了之後，孩子會把「有標準答案」視為理所當然，把「不要出錯」當成做事的原則。

但偏偏在 AI 時代，這種對標準答案的依賴，反而會變成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那些被保護得很周到、習慣等待指令的「乖孩子」，常常缺少心理學說的「能動性, Agency」。遇到挫折時，他們更容易先回頭找爸媽救援，而不是先試著自己拆解問題、找方法走出去。相關研究也指出，長期處在「高控制、低自主」的直升機式教養，會系統性地削弱孩子的心理韌性與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然而未來的職場，肯定會變得更模糊、更不確定。

AI 可以給你很漂亮、很像標準答案的回覆，但它取代不了另一種能力：在混亂中重新定義問題、在失敗後快速修正方向、在資源有限時能設法找到有用的下一步。

很乖巧聽話但沒有主見的孩子，在這個狀況下，就反而會變得弱勢。

重新定義什麼叫做「聰明」

講到這，我覺得身為父母，我們真的該翻轉自己對於「聰明」的想像了。

以前我們總是羨慕那些記憶力好的人，覺得能夠過目不忘就是天才。但在 AI 幾秒鐘內就能調用全人類知識庫的今天，人腦不該再被當作硬碟來用。

真正的差距，正在從「智商 IQ」轉向「適應力商數 AQ, Adaptability Quotient」。未來更吃香的，不是知道最多答案的人，而是那些能夠判斷當下什麼最重要、最會提問、最會跟機器協作、最能即時調整跟行動的人。

科技圈最近流行一個詞叫「Vibe Coding」，意思是不用每個技術細節都親手打到底，而是靠經驗脈絡、直覺判斷與目標方向感去指揮 AI 完成創造。

這背後的提醒很清楚：孩子需要的可能不再是死背，而是跨領域的視野、對人性的理解，還有把不同資源串起來、把事情做成的架構能力。

能把 AI 當成構思與執行的隊友，而不是一台無敵電子字典 (我知道這舉例很老派)，才會更接近未來的競爭方式。

創業家精神：修復被學校教育弄僵的大腦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家庭教育裡要刻意放進「創業家精神」。

先說清楚，這不是要孩子去開公司，也不是要他們變得很利益導向，而是一種思維模式的重塑。

有一句話很刺耳，但很有道理：「創業能修復學校對大腦造成的損傷, Entrepreneurship regrows your brain from the damage school has done.」。

學校教育常把知識切成章節片段，並且訓練孩子不要犯錯；但創業家精神剛好相反，它要求孩子讓手上的各種資源都動起來，去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並且把「失敗」當作重要的反饋，而不是把錯誤當成是一種羞恥。

比如說，孩子不是只一直嫌家裡 Wi-Fi 很爛，而是自己去查資料、畫出家中的訊號死角，測不同擺放位置與路由器設定，甚至提出花小錢就能改善的方案，說服家人一起試，最後把改善前後的數據做成對照。

這時候他就不只是學習者，而是在練習當一個創造者。

這種「看見問題、調動資源、創造價值」的能力，才更像是孩子面對 AI 浪潮時，真正泛用的核心能力。

結語：爸媽最難的是忍住，別急著插手

那我們到底可以怎麼做？老實說，最難的其實是：「沉住氣，不要插手」。

你可以試著把家務從「勞動」升級成「專案」。不要只是給零用錢叫孩子倒垃圾，而是讓他承包一個更完整的任務，比如「家庭旅遊規劃」或「儲藏室優化工程」。

給他預算、給他目標，然後最關鍵的是：允許他搞砸。

如果旅遊路線規劃得不順，真的害全家迷路了，那反而是非常好的教育機會。請盡量忍住責備，也不要立刻插手，而是帶著他一起想：「我們現在到哪裡了？下一步要怎麼應變？要怎麼調整後續的計畫？」

我們需要從隨時準備跳下來解決問題的「直升機父母」，慢慢變成在遠處提供方向的「燈塔」。

孩子能在低風險的家庭環境裡練習犯錯、練習修正，他才會長出能在真實世界裡，面對不確定所需的腦袋與肌肉。

我覺得教育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把孩子填滿，而是把他點燃，讓他自己發光。

在 AI 時代，那個叫做「創業家精神」的火苗，或許就是我們能送給孩子，最實用、也最珍貴的禮物。

記住，生火時，千萬要沉住氣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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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家有青少年的父親，我常坐在觀眾席，看著場上奔跑的孩子，也看著場邊焦慮的家長們。

當哨音響起，比球鞋摩擦聲更尖銳的，往往是家長的吶喊。「跑起來！傳球啊！左邊有空檔！」這些指令像隱形的線，試圖操縱場上那個小小的身影。

社會學家給這種現象取了一個生動的名字，叫做「搖桿式教養, Joystick parenting」。我們以為手裡握著與孩子連線的搖桿，只要指令下得夠快、夠精準，孩子就能如我們預想規劃好的一樣，直接取得勝利。

但我們都錯了。在那場名為成長的賽局裡，我們越是用力操控，孩子就會離我們越遠。

當你的焦慮，成為孩子的毒藥

很多家長會說：「我只是在場邊吶喊，我又沒罵他。」但現代神經科學狠狠地打醒了我們。

人類的大腦本來就演化成一套高度敏感的「群體生存系統」：在遠古環境裡，孩子能不能即時讀懂照顧者的臉色、聲音與身體張力，往往關係到能否避開危險、能否被保護、能否活下來。也因此，我們的神經系統天生就擅長情緒傳染與同步，所謂「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 也常被拿來解釋這種「看到你緊繃，我就跟著緊繃」的快速共振。

所以當你在場邊握緊拳頭、眉頭深鎖，甚至只是呼吸變急、肩膀變硬，即便你一言不發，孩子的大腦也可能把這些訊號解讀成一個古老而直接的訊息：現場不安全，有威脅正在逼近。

對正在比賽的孩子而言，那份威脅未必來自對手，而可能來自「我是不是要失去父母的認可」這種更深層的生存焦慮。

我們以為是在注入動力，其實更像是在餵食毒藥。

贏在起跑點，卻輸掉了熱情：孩子為何在 13 歲退出運動賽事？

這解釋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數據：在美國，約有 70% 的孩子在 13 歲之前會退出有組織的運動。為什麼是 13 歲？因為那正是青春期自我意識覺醒的時刻，也是「樂趣」被「贏球」取代翻轉的臨界點。

孩子們退出的最大原因不是受傷，也不是太累，而是簡單的一句：「不好玩了。」當運動不再是遊戲，而是一份必須向父母繳交成績單的「工作」；當每一次運球都伴隨著被指責的恐懼，孩子的熱情就會迅速燃燒殆盡。

台灣家長常迷信要贏在起跑點，從小學就讓孩子進行高強度的專項訓練。然而，那些過早枯竭的眼神告訴我們，贏了起跑點，卻輸掉了整場人生的馬拉松，這筆帳真的划算嗎？

真正的高手父母：學會在場邊保持安靜

如果我們看看世界籃球最高殿堂 NBA 的那些傳奇，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共同點：他們的父母在場邊，通常是最安靜的那群人。

金州勇士隊教練 Steve Kerr 回憶，他的父母從不檢討他的比賽，只是靜靜觀看；這教會了他自己面對逆境。Stephen Curry 的父親告訴他「做你自己, Be yourself」；林書豪在低潮時，他的阿嬤只對他說了一句「多投一點籃」。甚至是嚴苛如 Kobe Bryant，在教導女兒時也強調：家長最該做的，是「閃邊站、觀察、然後閉嘴」。

這些頂尖運動員明白一個道理：運動是孩子學習為自己負責的戰場，不是父母展現教養成果的伸展台。

最危險的十分鐘：回家的車程

比賽結束後，從體育館回家的那段車程，往往是親子關係崩裂的現場。在封閉的車廂裡，腎上腺素尚未退去的家長，很可能會迫不及待地開始賽後檢討：「剛才那球你怎麼不傳？」「防守為什麼沒跟上？」

這時候請試著換位思考：如果你剛結束一整天高壓的工作，一上車另一半就開始檢討你今天開會說錯的話、做錯的決策，你會作何感想？你只會想戴上耳機，逃離這個空間。

其實，孩子在輸球後比誰都難過，他們不需要你的分析，他們需要的是你的關懷跟接納。

國際青少年體育組織建議，在回家的車上，或是比賽結束的當下，你只需要對孩子說一句話，這句話包含了無條件的愛與支持，那就是：

「我好喜歡看你打球, I love watching you play. 」

不是因為你贏了，不是因為你得了分，純粹是因為「看著你投入在熱愛的事物中」，這件事本身就讓身為爸媽的我們，感到幸福。

最難的是閉嘴：把教練的位子還給教練

我知道要放手很難，因為太愛他們。但請記得，孩子不是我們的獎盃，也不是我們小時候夢想的延續。

下一次，當你走進喧囂的體育館，試著深呼吸，把教練的權責還給教練，把比賽的勝負還給孩子。

我們只需要好好做一個在看台上嘴角帶笑的觀眾，欣賞他們笨拙的跌倒、勇敢的衝撞，以及那份屬於他們自己的、無可取代的成長。

相信我，這份溫柔的信任，會比任何一座冠軍獎盃，都更能夠照亮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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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自己童年時缺少的肯定，我們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習慣用力讚美孩子的一代。久而久之，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你好棒」、「你真的好聰明」掛在嘴邊，彷彿多說幾句好話總沒有壞處，正向鼓勵越多越好。

然而，從小陪著孩子參加各種音樂班、籃球隊，也長期在旁觀察不同年齡層孩子的相處，我會有一點擔心：我們或許會親手養出了一群過度仰賴讚美、內心卻極度脆弱的孩子。

他們看起來光鮮亮麗、自信滿滿，卻在沒有舞台和掌聲時突然寸步難行。這不是孩子變壞了，而是我們一開始就給錯了方向。

當讚美，悄悄地讓孩子不敢說真話

先面對一個殘酷的心理學現實：我們以為「你好棒」是在灌溉自信，但相關研究早就提醒我們，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其中一個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在 1998 年做的一項研究。她讓一群小學生解題之後，刻意分成兩組，一組被誇獎「你真聰明」，另一組則被誇獎「你很努力」。

結果出乎許多父母的預料：被誇「聰明」的孩子，在後續任務的選擇上，明顯更傾向挑簡單題目，只因為那樣比較不會失敗，可以維持心中的「天才」形象。

相反地，被誇「努力」的孩子更願意嘗試有挑戰性的題目，因為對他們來說，重點是能學到什麼，而不是看起來有多完美。

真正令人吃驚的部分還在後面：當研究人員請孩子們匿名向筆友回報成績時，被誇聰明的那一組，有將近四成的孩子謊報了自己的分數。這個數字背後，其實藏著一個殘酷訊息：當讚美只圍繞在天賦與標籤，孩子學會的就不再是「我可以怎麼進步」，而是「我的價值取決於能否維持完美表現」。

亞洲文化裡的「乖」：有條件的愛，跟看不見的代價

在我們所處的亞洲文化脈絡中，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糾結。很多西方父母談的是 autonomy、自主與選擇；我們成長字典裡最醒目的，卻常常是那個字：「乖」。

心理學家 Assor、Roth 與 Deci 在 2004 年提出「父母有條件關注」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的概念，用來描述一種在許多家庭裡常見的教養模式：父母給予孩子的愛與肯定，並不是穩定存在的，而是跟孩子的表現綁在一起；依照表現的好壞，來給予對應的關愛。

當孩子成績好、表現突出、特別「乖」的時候，父母就變得格外溫柔，有笑容、有擁抱，也有源源不絕的讚美。但是一旦成績下滑、頂嘴、做事情拖拖拉拉，或在大人眼中變得「不乖」時，氣氛立刻翻轉，取而代之的是冷臉、疏離，甚至責備。

對孩子來說，他們很快就會明白：自己被愛多少，是和表現直接連動的。

這種把愛與成就綁在一起的教養方式，短期看起來非常「有效」：孩子特別懂事、特別聽話，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存在價值是與表現牢牢綁在一起的；但心理學研究也一再提醒我們，這樣的「乖」，是用巨大的心理代價換來的。

長期生活在「有條件關注」裡的孩子，心裡往往塞滿說不出口的怨氣和壓力，自尊就像一顆隨時會被戳破的氣球：考試多拿幾分就膨脹一點，被老師念、被父母嫌、被同學比較，就立刻洩氣。

也因此，我們比較能理解，為什麼許多針對亞洲青少年的研究，都不約而同指出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在高壓的學習與競爭環境中，大約有 26% 到 40% 的青少年，在量表上呈現出顯著的憂鬱症狀；在某些升學壓力特別集中的群體裡，這樣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

那些在青春期看起來很極端的行為——突然激烈叛逆、情緒暴衝，或者乾脆徹底躺平——很多時候並不只是「變壞」，而是孩子在試著掙脫這種令人窒息的「有條件的愛」。

他們不得已，只好用極端的方式，發出一個：「我受不了了，你看見了嗎？」的求救訊號。

別再自我感覺良好了，陪孩子一起練出真正的 self-efficacy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難道從此不能再稱讚孩子？當然不是這樣。

心理學家 Roy Baumeister 的研究結果顯示，自尊和成就之間的關聯其實不大，多數情況是「表現變好 → 自尊跟著上來」，而不是先把自尊吹高，成績就會自動變好。

也就是說，那種不停灌輸正向口號、拚命叫孩子「要有自信」，就能解決問題的想像，多半只是安慰我們大人的美好幻覺。

與其每天替孩子打一針「你很棒」「你最好」，不如把焦點轉向另一位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提出的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感。他提醒我們：真正撐起自信的，不是別人口中的鼓勵，而是一次次「精熟的經驗」。

像是親手完成一件困難的事，親眼看見自己真的辦到了。每一次獨立寫完作業、解開一道難題、克服上台前的緊張，都是在孩子心裡加上一句肯定句：「原來我做得到」。

從發號施令的管理者，變成被孩子需要的顧問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懂這些道理的父親。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也是那個會拿著貼紙、排滿行事曆，用讚美和威脅利誘去「管理和引導」孩子的管理者。

隨著孩子慢慢長大，我發現：並不是只要設計出足夠精巧的獎懲系統，就能培養出自律又真正有力量的孩子。

Michael Riera 博士提出的「顧問式育兒」(parent-as-consultant) 概念，對我來說很受用。他認為，當孩子進入青春期時，父母其實是被「解雇」的管理者；若想要繼續有影響力，就必須調整位置，重新「被聘為顧問」。

而這個轉變，往往是從最細微的語言開始。

當孩子打完一場球賽，我不再脫口而出「你好棒」，而是刻意練習所謂的「描述性讚美」。例如，我會說：「我看到你一路在調整防守方式，到了下半場，對方幾乎很難出手。就算一開始一直被突破，你也沒有放棄。」這句話不再替她打分數，而是讓她知道：我看見了她的努力和思考過程。

同時，我也學著去當一個有溫度、卻不越界的「鷹架」。當孩子遇到困難來求助，我不再急著把正確答案丟給她，而是陪她一起拆解問題，問她：「你覺得下一步可以試什麼？」有時候，看著她失敗、看著她考不好，身為父母的本能會痛得發抖。但我慢慢明白，那些我曾想替她擋掉的苦，正是她未來可以倚靠的基礎。

這條路一點也不輕鬆，處處都在跟我們想保護孩子、想掌控一切、想立刻看到成果的本能拉扯。

我期待有一天，能在她的眼裡看到一種很安穩的神情，那像是在說：「因為我真的努力過，所以我不怕。」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會知道，自己從管理者退到顧問這一步，確實走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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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單純的模型升級。當我們看著這個新模型展現多模態能力：能將長篇論述轉成生動簡報、解讀潦草的手寫食譜、理解你的動機並直接生成互動介面時；身為設計研究者與孩子的父親，我腦中浮現的不是興奮，而是一幅著名的圖像：「人類能力地形圖」(The Landscape of Human Competence)。

這幅地圖由機器人學家 Hans Moravec 在 1998 年提出，後來由物理學家 Max Tegmark 在《Life 3.0》一書中具象化成圖表，把人類所有技能描繪成一片崎嶇不平的地貌。

在這個隱喻中，AI 的發展就像海平面上升的洪水，會不斷淹沒較低的陸地，逼迫人類往更高、更難以抵達的山峰退守。

只是，我們或許把這張地圖拿反了。

我們錯估了高地：真正被洪水吞沒的，其實是白領能力

長久以來，人類對這幅地圖有一種傲慢的誤解：我們以為「計算」與「記憶」是低地，而「邏輯推理」、「藝術創作」、「程式設計」是 AI 難以攀登的山峰。

但站在 2025 年底回頭看，Gemini 3.0 正以刷新人類認知的速度告訴我們，洪水並不是從我們以為的地方開始淹。

那些我們曾引以為傲的白領技能，像是寫作、繪圖、法律分析、程式設計等，幾乎全面淪陷。倒是那些被視為低階、倚賴身體與手感的技能，像是修繕、手作、體感工作，反而成為稀缺的高地。

這正是「莫拉維克悖論 (Moravec’s Paradox)」帶給現代人的啟示：讓 AI 擊敗人類的智力測驗很容易，但讓它具備一歲小孩的感知與行動能力，卻難若登天。

洪水尚未抵達的邊界：AI 仍踏不進去的「具身世界」

既然淹沒已成事實，我們只能積極尋找，哪些高地仍然存在。

你或許記得特斯拉展示人形機器人 Optimus 摺襯衫的影片：動作流暢、優雅，宛如科幻成真。然而眼尖的人很快就發現畫面邊角的穿幫：一隻戴著動作感應手套的人類手臂正在同步遙控操作。

那個瞬間，洪水的邊界就此被劃分出來。

AI 可以寫出完美的摺衣服論文，可以生成教學影片，但仍無法真正「感覺」布料皺褶，也無法高效處理隨意丟在椅子上的襯衫，那些繁複、難以預測的物理變數。

在 Gemini 3.0 稱霸數位世界的同時，實體世界的觸覺、平衡與即時反饋，仍是 AI 的死角。

智力通膨：當「腦力」貶值、「手感」大幅升值

這場巨變帶來一個全新的現象：智力通膨。

當邏輯與創意的生成成本趨近於零，純靠大腦的工作快速貶值。2024～2025 年的職場數據明確顯示：最容易被自動化的，是白領，像是分析師、初階工程師、法律助理、研究員等。

反之，最難被取代、甚至愈來愈值錢的，是依賴身體與手感的專業，像是水電工、護理師、髮型師、木工、廚師等。

這些工作蘊含大量 Tacit Knowledge 隱性知識，也就是那些說不清、寫不明、只能靠身體反覆練習才習得的技藝。

如哲學家 Michael Polanyi 所說：「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能說出的更多。」

而這些不能說、只能做的能力，正是 AI 最難突破的高地。

於是，矽谷父母正把孩子帶回真實世界

身為父親，看著這張不斷被洪水改寫的能力地圖，我也開始重新思考孩子的教育。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打造出 Gemini、ChatGPT 的科技新貴，卻把自己的孩子送去Waldorf、森林學校、全面禁螢幕的手作教育環境。

他們比誰都清楚，在一個「大腦」可輕易外包給雲端伺服器的年代，真正稀缺的，是靈活的身體與具身認知 (Embodied Cognition)。

新時代的教育目標：培養「數位匠人」

我們不需要孩子去和 AI 比拼誰背的知識多，或是誰算的數學快。拜託，比不贏的。

未來教育的重點不再是腦力競賽，我覺得應該是要培養一種新型人才：數位匠人。他們會具備兩種稀缺的能力：

1. 懂得指揮 AI：能操縱最強的外接大腦，進行龐大運算、邏輯推理、系統化設計、模擬與創造。
2. 擁有靈巧身體與敏銳感知：能感受真實世界的重量、阻力、觸感與人際溫度，去完成那些 AI 永遠無法替代的那最後一哩路。

所以，下次當你看到家裡的孩子滿頭大汗拆解腳踏車，或捲起袖子揉麵團時，請不要急著叫他回房間唸書。因為他不是在浪費時間，他正在練習那些 AI 最難奪走的能力：專注、耐心、協調、觸感、直覺、與人味。

在洪水蔓延的未來，這些應該會是最珍貴、最稀缺、最不會被淹沒的人類高地。

嗯，我真心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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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現代的家庭，哪個從小不是玩具堆積如山？打開平板電腦，哪個不是有成千上萬部的卡通可以隨點隨播？我們拼命地填滿孩子的時間、空間和慾望，深怕他們感到一絲「匱乏」。

然而，作為一位父親，我心裡其實很懷疑：這種無止境的「豐饒」，是不是正在悄悄摧毀孩子的大腦發育與心靈韌性？

我們以為「愛」孩子，就是要滿足他們需求，而且要及時給予。但是仔細研究過後，我發現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的證據，卻打破了這樣的通俗觀點。

真正的滿足感，並不是來自於「擁有」，而是來自於「追求」。

多巴胺的真相：大腦渴望的不是快樂，而是摩擦力

先來打破一個關於快樂的迷思。我們常聽到「多巴胺」是快樂的神奇分子，因此以為給孩子糖果、無限供應短影音，當下開心有滿足感，就是對大腦好。

實際上錯了。神經科學權威 Andrew Huberman 指出，多巴胺的核心機制在於「想要」(Wanting)，而非「擁有」後的享受。

為什麼現代孩子容易感到無聊？這可以用神經科學中的「獎賞預測誤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 RPE) 來解釋。

多巴胺的釋放，依賴的是「驚喜」與「不確定性」。當孩子想要什麼就能立刻得到什麼，這種低摩擦的順遂，會讓大腦建立起「渴望 = 100% 獲得」的無聊迴路。

一旦結果完全在預料之中，多巴胺系統就會停止運作，久而久之，大腦為了維持平衡，甚至會減少受體數量，導致多巴胺系統麻痺無感。

這就是為什麼擁有最多玩具的孩子，往往最快喊著「好無聊」。因為他們的快樂閾值被過度墊高了。

相反地，當孩子必須付出努力、等待，甚至忍受暫時的求而不得時，大腦為了對抗這種「摩擦力」，就必須持續分泌多巴胺來維持動機。

這種在追求過程中攀升的神經化學物質，才是培養孩子專注力、恆毅力 (Grit)，以及深刻滿足感的生理基礎。

所以，當你下次想幫孩子「一鍵下單」買玩具，或是看到他稍有不耐就遞上手機時，請務必忍住。你以為你在給予孩子方便，其實你是在剝奪他大腦處理「預測誤差」的機會，也就是剝奪了他大腦重訓的最重要時刻。

給太多選項的副作用：反而讓孩子無處可去

我們常說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權，於是從早餐吃什麼到襪子穿哪雙，無時無刻不讓孩子「選擇」。心理學家 Barry Schwartz 提出的「選擇的悖論」在育兒現場同樣適用：過多的選擇，對於前額葉尚未成熟的孩子來說，往往不是自由，而是一種辛苦。

美國托雷多大學曾做過一個發人深省的實驗：給一組幼兒 4 個玩具，給另一組 16 個。結果震驚了許多家長——只有 4 個玩具的孩子，玩得更專注、更有創意，他們不得不發明各種新玩法來延續遊戲。反觀擁有 16 個玩具的孩子，他們的注意力不斷游移，陷入了淺層的掃描模式。

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發性的洞見：要讓孩子能夠深度專注的前提是，先保持物質上的簡約。

我們以為提供無限的資源是愛的表現，其實那是對孩子認知資源的消耗。作為父母，我們應該策略性地選擇，大膽地限制選項。與其問「你想玩什麼？」，不如給他兩個精心挑選的選項，或者乾脆什麼都不給，留出一片空白，這樣也很棒。

無聊的必要性：孩子聽見自己聲音的唯一時刻

提到空白，這可能是現代家長最恐懼的事——「孩子喊無聊怎麼辦？」

在消費主義的洗腦下，無聊被視為一種必須立即根除的問題。但研究顯示，無聊其實是大腦的「重開機鍵」。

當外部刺激消失，孩子被迫面對內心的空虛時，大腦的「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才會啟動。當刺激消失，大腦突然沒事做。為了填補這個空白，大腦會自動切換訊號源，從接收外部數據，轉為自我反思。也只有在這種看似發呆的神經漫遊中，大腦才能將原本不相關的記憶與想像自由碰撞，激盪出創造力的火花。

《簡單父母經, Simplicity Parenting》的作者 Kim John Payne 說得好：「無聊，是靈魂的深呼吸」

只有在無事可做的靜默中，孩子才能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而不是成為外部娛樂的被動接收器。如果我們總是急著用活動填滿孩子的每一分鐘，其實是在剝奪他們認識自己的權利。

想改變嗎？給家長的行動建議

如果你也覺得孩子擁有太多，卻變得被動，那就來試著做一些反直覺的改變吧。

試著將家裡四分之三的玩具收進儲藏室，建立「玩具輪換制」，你會發現舊玩具變得更好玩，重新煥發了光彩。

試著在孩子喊無聊時，不要丟給他手機，而是指指角落的紙箱和畫筆，告訴他：「我好期待看你怎麼解決這個無聊。」

試著在孩子遇到小挫折時，咬住自己的嘴唇，把那句「我來幫你」吞回去，換成信任的眼神。

在這個過度豐饒的時代，「匱乏感」是我們能給予孩子最珍貴、也最稀缺的禮物。它能幫助孩子重置被過度刺激的大腦，找回內在的平靜與強大的生命力。

讓我們一起練習「給少一點」，好讓孩子能夠自己「探索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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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許多孩子因為判罰尺度不一而無所適從，連續走步二運上籃照樣算得分、關鍵球出界卻意外判給了對手。

因為裁判的消極執法，讓平日扎實的練習頓時失去意義，更讓受傷風險提高；甚至因為不公的判決，讓孩子間接學會了「場下抱怨」與「場上要回來」。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我們究竟期待青少年籃球的裁判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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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籃球比賽中的裁判，有著極高的影響力

在青少年籃球中，裁判的角色遠比在職業賽場上複雜得多，而且更具教育意義。裁判執法的方式、溝通的態度，直接影響了賽場的環境氛圍、安全標準與運動價值觀。

身為比賽中唯一的仲裁者，裁判的每一次判決、每一次與球員的互動，都在無形中傳遞著關於公平、尊重、紀律的重要訊息。

因此，當場上出現一位認真、公正而且具備教育素養的裁判時，你會發現整場比賽的調性完全不同了。球員跟教練會更專注在提昇自身的運動表現，而不是一直盯著對手抓犯規。

不過在台灣的基層籃球中，卻常常遇到以下三種裁判問題：

裁判問題一：判罰不一致，侵蝕學習、引發挫敗與混亂

對於正在學習籃球規則與技術的青少年球員而言，裁判的判決是他們建立行為準則最直接、最權威的回饋。若是遇到判罰尺度不一致，則會變成學習過程中最無奈的障礙。

當球員無法從裁判的哨音中建立一個清晰、可預測的因果關係時，他們的學習就會陷入混亂，並產生強烈的挫敗感。

從教育的原則來看，這種不一致性首先會中斷球員的學習反饋迴路。青少年球員正是透過裁判的判決來理解什麼是合規的防守腳步、什麼是非法的手部接觸。如果同一個動作，在這場比賽被吹犯規，在下一場比賽卻被默許；或者在上半場被吹，下半場又不被吹，球員就會感到無所適從。他們無法確定自己的動作是否正確，教練的戰術指導也會因此變得困難重重，因為場上的「規則」是浮動且不可預測的。

其次，這會對球員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當球員認為自己的努力（例如一次乾淨俐落的防守）因為裁判不一致的標準而被錯誤地懲罰時，他們的積極性會受到嚴重打擊。長期下來，這種不確定性和無力感會讓他們質疑比賽的公平性，甚至對這項運動失去熱情。

裁判問題二：錯漏判與不公正，導致賽場氛圍惡化

相比於判罰不一致的軟性傷害，更讓球員與教練扼腕的是，那些明顯的錯誤判決、關鍵時刻的遺漏判決，或是帶有偏見的執法。這些行為不僅破壞了單場比賽的公平性，更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研究顯示，當球員、教練乃至觀眾認為裁判的判決明顯不公時，極易觸發強烈的負面情緒。這往往是導致場邊家長抱怨、教練激烈抗議，甚至球員在場上落淚失控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高壓之下，一些經驗不足或心理素質不佳的裁判可能會陷入一種被稱為「補償哨, Make-up Call」的惡性循環。也就是當裁判意識到自己犯下一個明顯錯誤後，可能會出於內疚或想平息一方怒火的壓力，在下一個回合中刻意做出一個有利於受害方的判決。

然而，這種行為不但無法彌補錯誤，反而進一步摧毀了執法的公正性，最終導致雙方都對裁判的專業性產生質疑。

此外，不良執法也會系統性地「獎勵壞的行為」，並「懲罰好的行為」，進而對於重視良好運動品格的球員進行一種逆向淘汰。

如果裁判總是對假摔、抱怨和粗暴的小動作視而不見，卻對正常的身體對抗吹毛求疵。在這種環境下，學會假摔和抱怨的球員能夠頻繁地站上罰球線，被視為是聰明俐落；而那些專注於比賽、誠實競爭的球員，反而可能因為正常的身體接觸而陷入犯規麻煩。

長期下來，懂得鑽漏洞的球員可能會獲得更多的上場時間，而老實內斂的球員則可能被認為是防守不積極、害怕身體衝撞，而逐漸被邊緣化。

因此，不良裁判所造成的危害，遠不止是吹錯幾個球那麼簡單。它在一個青少年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透過比賽結果這個強而有力的反饋機制，向他們傳遞了一個極其有害的訊息：「取巧小動作比扎實努力更有效」。這對品格教育的影響是很大的。

裁判問題三：不過就是乙組的比賽，大家開心打球就好

前面兩個問題之外，我自己在場邊常看到的狀況是，裁判覺得這不過是乙組的學生比賽；沒什麼好爭的，大家開心打球就好。

這種心態並非惡意，但是消極執法的後果，卻會讓扎實練球的球隊無法發揮實力，同時也讓球員在場上受傷的機率大為增加。

所謂正規且扎實的籃球訓練，本質上是在教導球員「如何在規則的框架內，最有效率地戰勝對手」。這包括學習如何合法的掩護、如何保持合法的防守位置，以及如何運用腳步擺脫對手等。

當裁判消極執法時，這個規則框架就被打破了。比賽的勝負就不再取決於球技、戰術和團隊合作，而是取決於誰的身體對抗更強烈。

在消極吹判的同時，裁判也等於是主動放棄了保護球員的職責。

體育競賽的本質會促使球員不斷試探規則的底線。如果裁判對輕微的「拉手」沒有反應，球員的下一個動作就可能是「推擠」。如果「推擠」仍然沒事，下一個動作就可能是「衝撞」。

當球員覺得自己被對手用非法動作，而裁判沒吹犯規時，他們很可能會試著「自己討回來」，教練也會鼓勵球員「往籃下撞進去，不要怕」，這就會更進一步增加場上運動傷害的風險。

乍看之下「開心打球」的比賽，恰恰需要裁判積極、公正且嚴格的執法。因為只有在裁判劃定的清晰規則和安全邊界內，球員才能真正放心地、公平地享受比賽，那些平日扎實練習的技術，也才有實戰發揮的空間。

我對裁判的期待，不只是公平，更是培育跟支持

理想上，青少年籃球裁判的首要職責是「積極的培育」，而不是「正確的吹判」。

跟成人球賽不同，在青少年基層籃球的賽事中，裁判的角色更接近一位導師或教練。好的裁判，應該能主動與球員溝通，在吹判後用簡潔的語言解釋犯規原因，甚至在適當的時候給予雙方鼓勵或是賽場上的建議 。這樣的互動，目的是在建立一個相互尊重的教育性環境，並且促進球員對於競賽規則的理解。

在籃球場上，裁判是除了教練之外，球員互動最頻繁、最具權威性的成年人角色。因此，裁判真的是維繫運動教育的「第一道，也是最貼近實務現場的防線」。

裁判的態度、決策與溝通方式，不僅影響青少年球員對規則的理解，更深刻地影響他們的情緒管理能力、運動精神以及對公平競爭的信念。

身為一個經歷過五年台北市教育盃與聯賽的家長，我真心呼籲：台灣的基層籃球教育，需要更多專業且認真的裁判。

每一次哨聲，都可以是一次珍貴的機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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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UX體驗設計專家，我自己很清楚，人的認知、記憶與注意力都是有限的。現在資訊科技跟社群媒體這樣發達，資訊過剩、注意力缺失的發展趨勢只會越來越劇烈。

這讓我不禁好奇，為什麼我們天生就難以專注？年輕一代會因為從小接觸數位，就能夠發展出更強的多工能力嗎？要怎樣才能幫助孩子重塑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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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前的預言：資訊富足將導致注意力貧窮

早在1971年，Intel 推出世界上第一顆商用微處理器 Intel 4004 時，諾貝爾獎得主 Herbert A. Simon 就已驚人地預見今日的困境。他認為：資訊的富足，將會導致注意力的匱乏 (wealth of information creates a poverty of attention)。

在過去，人類的瓶頸是「缺乏資訊」，我們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去獲取知識。但正如 1970年代微處理器、網路、磁碟等發明所帶來的影響，很快地，資訊的複製和傳播成本就下降到趨近於零。資訊從原本的不足，一下子變成了太多。

在資訊過剩的年代，我們的注意力，也就成了最稀缺、也最炙手可熱的商品。

後果很明顯，《牛津英語詞典》在2024年將「腦殘, Brain Rot」選為年度詞彙。精準描繪了因過度消費瑣碎、低品質網路內容，而導致精神與智力狀態惡化的普遍現象。

這現象不只影響了一般人的生活，對於青少年的學習，更是帶來極大的障礙。

我們為何天生就難以專注？

要理解注意力為何會成為商品，我們必須先認識人類大腦在做決定時的根本限制。

諾貝爾獎得主 Herbert A. Simon 提出的「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理論告訴我們，人類實際上並沒有辦法如理想般，總是能瞻前顧後考慮所有事情，做出理性的完美決策。

在現實中，我們的理性受到：資訊不完整、認知能力有限，以及時間緊迫，這三大因素的制約。因此，我們不會無止盡地尋找最佳方案，而是傾向於找到一個「足夠好」的選擇就停下來，這種策略被稱為「滿意化, Satisficing」。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hristopher Sims 則將我們的大腦比喻為一個容量有限的「資訊通道, Information Channel」。我們並非隨機地忽略資訊，而是會看起來「理性地」去選擇要關注哪些內容，這一切都基於腦力的成本效益權衡 。

因此，為了快速應對複雜的世界，我們的大腦演化出了許多經驗法則和捷徑。例如「聽專家的準沒錯、第一印象很重要、人多的餐廳多半比較好吃」等。

結果這些可預測的決策捷徑，恰恰成為社群媒體演算法得以大規模引導，甚至用來操縱我們的基礎。

特別脆弱的青少年大腦

青少年族群在注意力經濟的衝擊下尤其脆弱，這並非是他們的意志力不足，而是孩子們在這時期的大腦發展階段，遇到了生物學上的特性限制。

青少年的大腦中，負責衝動控制與規劃的前額葉皮質，要到二十歲出頭才能完全發展成熟。在此同時，掌管情緒與獎勵的邊緣系統卻已經高度發展且反應靈敏。

這種發展上的不平衡，使得青少年會更強烈地去尋求獎勵與刺激，且難以抑制來自數位媒體的誘惑。像是在社群媒體上發照片之後，渴望即刻收到讚或是正向留言；玩手遊停不下來，期望再玩一局就能拿到獎勵等。

許多人誤以為他們是「數位原生世代」，天生就會擅長多工處理，但研究結果恰恰相反。頻繁的社群媒體多工刺激，並非訓練孩子的大腦變得更有效率，而是訓練他們更習慣分心。

只要是人，每次從干擾中重新集中注意力，都需要花費時間成本。而且這會不斷累積，導致思考變得越來越淺薄，完成任務的時間也會更長。

此外，睡前使用數位媒體也會嚴重干擾睡眠，形成惡性循環。睡眠不足會損害第二天維持專注力所需的大腦功能，讓孩子在學校更容易分心。

數位排毒，設法重塑專注力

面對系統性的注意力挑戰，僅僅要求自己或孩子「專心點」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從環境與方法上，去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在學校教育上，老師可以創造一個更有利於深度工作的環境。例如，移除教室中不必要的視覺干擾，並策略性地安排「注意力休息時間」。

大約每 15 至 20 分鐘變換一次教學策略，也能有效維持學生的新鮮感與參與度。更重要的是，採用「專題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等教學法，讓學生圍繞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進行長期探究。這種主動、自我導向的探索，可以提供孩子們強大的內在動機，讓他們更能專注沉浸在學習當中。

在個人與家庭上，數位排毒 (digital detox) 或許是一個有效的策略。這並不是要永久戒斷資訊科技，而是要建立起一種更有意識、更健康的關係。

我們可以從一些小地方開始，例如設定每天 30 分鐘的無螢幕時間，並逐步延長。主動關閉手機上非必要的通知，能幫助我們奪回注意力的主導權。

此外，在家中設立「無螢幕區域」，例如餐桌和臥室，不僅能促進家人間的交流，也能顯著改善睡眠品質 。最重要的是，把家居時間空出來，去重新探索那些能帶來深度滿足感的離線活動，無論是運動、閱讀、藝術創作，還是與親人朋友的面對面交流。

有限大腦 vs. 無限數位環境

我們正處於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輕易獲取知識的時刻；卻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環境中充滿了誘惑跟雜訊，以致於連一般人難以維持深度思考。

孩子在學習成長上，尤其需要幫忙。了解原因脈絡後，試著幫他們找回專注力，找回深度思考、感受與連結的能力。

我想尤其在人工智慧爆炸性發展的趨勢下，如何深刻思考、主動提問，會是孩子更需要的能力。

》延伸閱讀書籍：

Digital Minimalism – 深度數位大掃除：3分飽連線方案，在喧囂世界過專注人生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

A World Without Email – 沒有Email的世界：過度溝通時代的深度工作法

DOPAMINE NATION – 多巴胺國度：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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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有側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手機用著用著一定會故障的。這就是很好的機會，來教孩子準備緊急預備金，從小就能夠掌握自己的財務狀況，相信能夠靠自己的努力跟判斷，去處理意料之外的問題。

在年輕人的財務壓力越來越大的年代，怎樣教孩子去主動應對困難，而不是被動反應。這樣的家庭財務教育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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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普遍財務韌性偏低，風險意識不足

30歲以下的年輕世代中，完全沒有應急儲蓄的比例最高。美國銀行在2022年的研究數據顯示，34% 的 Z 世代，手上並沒有任何應急儲蓄。

Bankrate 在 2025 年的另一份報告，高達 59% 的美國成年人，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付一筆 1,000 美元的意外開支。

亞洲地區的調查也顯示出類似的趨勢。Fidelity 環球財務健康調查指出，只有 35% 的年輕族群擁有足以支應半年以上的應急儲備金，比例低於中年人士的46%。這意味著近三分之二的年輕人應急儲備不足。

讓孩子從小就有自信，能掌控自己的財務狀況

我們都希望孩子從小能夠有自信，在面對困難挑戰時，能夠有自我掌控感。

這就要順便提到「控制點, Locus of Control」的心理學概念。這個概念描述了，人們在面對生命中各種事件時，是會相信命運，還是相信自己？

擁有「內控觀點」的人相信自己的行動能夠影響最終結果；而帶有「外控觀點」的人則傾向於將結果歸因於命運、運氣或外力。

財務上也是一樣，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

當你問孩子：「你覺得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讓手上的錢變多或是存到更多錢呢？」

擁有內在控制點 (Internal LOC) 的孩子會相信，他們的財務成功或失敗，主要取決於自己的行動、技能和決策。他們相信努力工作和明智的財務規劃，能夠改變結果。

反過來，依賴外在控制點 (External LOC) 的孩子則傾向於將財務結果歸因於外在力量，例如運氣、命運、經濟環境或他人的影響 。他們可能覺得自己對財務狀況無能為力，只能被動接受大環境的影響。

從教孩子準備「緊急預備金」開始

順風順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自己很會理財。然而真正驗證跟學習財務知識的那一刻，往往是意外發生，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時候。

為了不要讓孩子長大遇到重大變化時，如失業、生病、天災意外等，才發現自己沒有準備好。從小教他們「緊急預備金, Rainy Day Fund」的概念，並且真的用看看，是很重要的。這會讓他們學會逐步掌握財務的內在控制點 (Financial Locus of Control) 。

一般來說，孩子會動用到緊急預備金的「意外雨天」，可能有以下幾種狀況：

一種是真正的意外：像是心愛的腳踏車壞了需要修理，或是不小心弄丟了學校的書本需要賠償等。

另一種是意想不到的機會：像是學校突然宣布一個得來不易的異地交流行程，但需要自己額外支付旅費。

無論是哪一種狀況，要教孩子的核心觀念是：儲蓄是為了「應對意料之外的事」，無論這些事是挑戰還是機遇。

有這樣的準備，可以讓我們在面對生活大小事時，保有更多的選擇權和自由。

跟孩子一起討論，什麼算是緊急

緊急開支必須具備三個特徵：意料之外的 (unexpected)、急迫的 (urgent) 和必要的 (essential)。

這筆緊急預備金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面對關鍵急迫的需求時，能夠有充足餘裕。

相較之下，年度出國假期、換季的衣物、朋友間的派對，或是更換一部功能都還正常的舊手機，這些都不符合緊急情況的標準。因為它們或是可以預見的，或是不絕對必要的。

家長如果不事先建立這套清晰的判斷標準，孩子可能會將任何強烈的慾望都定義為「緊急」。對他們來講，現在就想要的東西確實都很急，哈哈。

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由家長單方面下達指令，而是與孩子共同創建一個「家庭緊急情況的定義」。一起來列個清單，想想哪些事情發生了會是真正的大麻煩。

例如：上學用的腳踏車壞了，需要修理？嗯，這聽起來很緊急。但是想買一個剛上市的電玩遊戲？這可能就不是。

針對幼兒和學齡兒童： 可以使用他們能感同身受的例子。例如，最喜歡的玩具壞掉了，需要錢來修理或更換；上學用的書包破了，得趕快修補或換一個；或是不小心弄壞了眼鏡等。這些都是發生在他們個人世界中的小型危機。

針對青少年： 例子可以更貼近他們的現實生活。例如，每天賴以通訊和社交的手機螢幕摔破了，維修需要一筆費用；或是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腳踏車需要緊急維修。

跟孩子一起定義好緊急狀態，並且教他們現在就開始準備一筆預備金。實際用到的時候，就會非常有感、記憶深刻。

重點是主動應對，而不是被動反應

面對壓力的對應方式有兩種：主動應對 (proactive coping)，跟被動反應 (reactive coping)。

讓孩子學會主動應對，可以更好地化解危機，也會在心理上建立起更多的自信跟韌性。

所以，現在就跟孩子一起準備好緊急預備金，然後靜心等待他們把手機螢幕摔破的那一刻 (這爸爸好壞，哈哈)。

3000塊錢能學到的教訓，可能會幫助他在28歲時避免一個好幾百萬的財務錯誤。年紀越小，開始練習財務思維的起點越好

》延伸閱讀書籍：

Finance 101 for Kids – 給孩子的第一本理財書：從存零用錢開始，美國財經專家引導孩子聰明用錢的10堂理財課讓孩子受用終身的理財必修課

早點知道就好了！改變一生的金錢觀

心態致富：從心態、行為到習慣，創造財富的69堂關鍵常識養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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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家事其實是很好的訓練，可以讓孩子培養責任感、工作態度跟自我效能感。那些是需要每天做、自己動手做，才能夠練習跟養成的。

除此之外，做什麼事情可以給錢？孩子功課進步可以發紅包嗎？這些都牽涉到責任、獎勵與內在動力。搞清楚教育上的原則，在金錢獎勵上的判斷就會容易得多，也能避免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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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做家事的內在動機，從一歲半就開始顯現

人類學教授 David Lancy 研究了世界各地家庭的家務勞動，發現孩子們普遍從一歲半開始，就有幫助父母的渴望。

他的研究發現，不論是哪一種文化背景，多數孩童在滿 18 個月後，就會開始主動對父母手上的家事，像是拿水杯、擦桌子、搬東西等，表現出「我想要幫忙」的熱情。

這種早期的助人行為，源自於孩子想要證明自己是有用的 (being useful)。這樣的內在動機，讓才剛會站立學講話的孩子，就急著想要出手幫忙大小事，而且不讓他們幫忙還會生氣咧

長期研究發現，做家事的孩子能藉此培養成年所需的責任感與綜合能力

另一個哈佛格蘭特成人發展研究 (Harvard Grant Study) 則更有趣。藉由基金會贊助，他們持續研究追蹤了268 名哈佛大學本科生以及波士頓市郊的另一組年輕人，長達85年以上，現在已開始追蹤其下一代子女。

透過每 2 年發問卷、面訪與持續的醫療報告等來收集資料，涵蓋參與者的心理健康、職業成就、人際關係與生活習慣等面向。

研究發現，那些從事家務的孩子們，長大後會成為更有能力、有耐心、全面的成年人。從小透過家事培養責任感，會對個人生活自理以及職業生涯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工作態度 (work ethic)：童年時期常做家務的人，成長後在學業與職場上更能自律地執行任務、不需要依賴外在督促。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完成家務帶來的成就感，能持續提升自信心與解決問題的勇氣。

責任感與耐心 (responsibility & patience)：童年承擔家務有助於培養「凡事先盡責再說」的價值觀，面對挑戰時也更能持之以恆。

全面發展 (well-roundedness)：家務往往涵蓋了各種生活技能、團隊合作與時間管理等綜合能力。也因此，年幼從事家務的人，往後在人際關係、心理健康與工作滿意度皆表現相對優異，在兩性關係中也有更高的滿意度與幸福感。

一個簡單的原則是，家中該做的事情就不能給錢

做家事，理當是家裡每個人都需要共同負擔的工作。所以當家事與金錢扯在一起時，孩子們反而會感到困惑。

知名財經作家 Beth Kobliner認為：「除非你願意在每次叫孩子自己把衣服放入洗衣籃時，都要先進行協商議價，否則請避開依家事付費的系統 (steer clear of systems that pay per chore) 」

做家事是件好事，這讓孩子成為一個團隊合作者。但是額外用金錢獎勵孩子去完成像是清理餐桌、倒垃圾、遛狗或整理床舖等日常任務，實際上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理財教育專家 Ron Lieber 在《 反溺愛 》書中指出：「我們不應該用零用錢來換取孩子做家務，因為總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覺得他們不需要錢，進而拒絕做家事。」

所以零用錢應該是獨立存在的，它不應該是一種工資，而是一種教育工具 (So allowance ought to stand on its own, not as a wage but as a teaching tool)。

劃分額外的家事，鼓勵孩子主動節約行善

我自己的經驗是，零用錢與家事責任之間，可以有一定的協調搭配。如果家裡已經有定時定額給予零用錢的習慣，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可以考慮給孩子額外的金錢。

第一種，當他們在家裡做額外的工作時：

可以試著將家事分為「例行家事」與「額外家事」。例行家事像是打掃房間等，作為家庭責任的一部分，應該無償完成。至於那些額外的家事，則可以委託他們做一些本來會花錢請別人做的工作，比如洗車、清潔冷氣濾網、通水管等。這類的額外家事可以支付報酬，以鼓勵孩子的創業精神。像這樣清楚區分例行跟額外家事，就既能培養責任感，又能提供財務教育的機會。

第二種，當他們透過主動節約，為家裡省下日常開支時：

可以利用孩子對金錢的渴望，將其轉化為一種行善的力量。像是讓她負責家裡的節能工作，如主動關燈、少開冷氣、減少淋浴用水等，月底結帳時再把水電費賬單中的節約差額，拿來當做額外的金錢獎勵。

那在課業上，可以用金錢來刺激跟獎勵嗎？

這是很多爺爺奶奶、阿公阿媽的愛用招數。只要孩子用功念書考100分，就發紅包獎勵。看起來孩子開心，長輩也歡喜。

不過有很多研究都發現，這樣的獎勵模式有其限制跟負面效果。

首先，獎勵並不能長期發揮作用 (rewards don’t work in the long term)：

許多的研究都發現，無論是兒童還是成人，在完成任務時，如果能獲得獎勵；在反覆測試過後，最後的成功率都會比沒有獎勵時還要低。

在教育現場的經驗也是一樣，當沒有「A」的成績需要爭取時，學生往往學得更好。整體而言，獎勵對於提升人們的工作或學習品質來說，成果並不顯著，甚至會有反效果。

再來，獎勵會削弱內在動力 (rewards erode intrinsic motivation)：

內在動力是指為了某件事本身而做時所獲得的內在快樂。例如，我練鋼琴是因為我喜歡彈鋼琴；我刷馬桶是因為它能幫助到家人，我為馬桶的外觀感到自豪，而且刷完之後聞起來也很香！

大量研究得出的結論是 ：過多的獎勵，反而會讓人對那些原本無需獎勵的事情，感到壓力跟負擔，進而逐步喪失興趣。

所以為了不要搞亂孩子的自我成就感，在使用金錢來刺激跟獎勵時，要格外小心注意。

最後，爸媽要以身作則，把家事當做全家人的事

家庭並不是商業組織。父母為家庭的付出，如烹飪、打掃、照顧孩子，並不會獲得報酬；因此，孩子作為家庭的一份子，他們的貢獻也應該是出於同樣的責任感，而非為了錢。

為了強化這種合作精神，心理學家 Richard Rende 特別強調語言的力量。他建議家長多使用「我們」這個詞彙。例如說「我們需要一起把客廳打掃乾淨」，而非「你去打掃客廳」。

這種措辭能夠傳達出「我們是一體的，我們共同為這個家努力」的訊息，進而培養出孩子的團隊意識與集體榮譽感 。

此外，爸媽的態度與行為模範也很重要。孩子天生並不覺得家務是令人厭煩的苦差事，很多時候反而是成年人的抱怨教會了他們這麼想。

所以動手跟孩子一起做家事吧，這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的 (capable) 和有歸屬感的 (significant)。

這是金錢給不了的，自己想做、開心做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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