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只說「你好棒」：用 self-efficacy 陪孩子長出真正的底氣

[大衛選讀] 如果說這一代父母有什麼集體焦慮，那大概就是害怕孩子「不夠有自信」。

為了彌補自己童年時缺少的肯定，我們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習慣用力讚美孩子的一代。久而久之，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你好棒」、「你真的好聰明」掛在嘴邊，彷彿多說幾句好話總沒有壞處，正向鼓勵越多越好。

然而，從小陪著孩子參加各種音樂班、籃球隊，也長期在旁觀察不同年齡層孩子的相處，我會有一點擔心：我們或許會親手養出了一群過度仰賴讚美、內心卻極度脆弱的孩子。

他們看起來光鮮亮麗、自信滿滿，卻在沒有舞台和掌聲時突然寸步難行。這不是孩子變壞了，而是我們一開始就給錯了方向。

當讚美，悄悄地讓孩子不敢說真話

先面對一個殘酷的心理學現實：我們以為「你好棒」是在灌溉自信，但相關研究早就提醒我們，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其中一個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在 1998 年做的一項研究。她讓一群小學生解題之後，刻意分成兩組，一組被誇獎「你真聰明」，另一組則被誇獎「你很努力」。

結果出乎許多父母的預料：被誇「聰明」的孩子，在後續任務的選擇上，明顯更傾向挑簡單題目，只因為那樣比較不會失敗，可以維持心中的「天才」形象。

相反地，被誇「努力」的孩子更願意嘗試有挑戰性的題目，因為對他們來說，重點是能學到什麼，而不是看起來有多完美。

真正令人吃驚的部分還在後面：當研究人員請孩子們匿名向筆友回報成績時，被誇聰明的那一組，有將近四成的孩子謊報了自己的分數。這個數字背後，其實藏著一個殘酷訊息：當讚美只圍繞在天賦與標籤，孩子學會的就不再是「我可以怎麼進步」，而是「我的價值取決於能否維持完美表現」。

亞洲文化裡的「乖」：有條件的愛，跟看不見的代價

在我們所處的亞洲文化脈絡中，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糾結。很多西方父母談的是 autonomy、自主與選擇；我們成長字典裡最醒目的，卻常常是那個字：「乖」。

心理學家 Assor、Roth 與 Deci 在 2004 年提出「父母有條件關注」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的概念，用來描述一種在許多家庭裡常見的教養模式：父母給予孩子的愛與肯定，並不是穩定存在的，而是跟孩子的表現綁在一起；依照表現的好壞，來給予對應的關愛。

當孩子成績好、表現突出、特別「乖」的時候，父母就變得格外溫柔，有笑容、有擁抱，也有源源不絕的讚美。但是一旦成績下滑、頂嘴、做事情拖拖拉拉，或在大人眼中變得「不乖」時，氣氛立刻翻轉，取而代之的是冷臉、疏離，甚至責備。

對孩子來說，他們很快就會明白：自己被愛多少，是和表現直接連動的。

這種把愛與成就綁在一起的教養方式，短期看起來非常「有效」：孩子特別懂事、特別聽話，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存在價值是與表現牢牢綁在一起的；但心理學研究也一再提醒我們，這樣的「乖」，是用巨大的心理代價換來的。

長期生活在「有條件關注」裡的孩子，心裡往往塞滿說不出口的怨氣和壓力，自尊就像一顆隨時會被戳破的氣球：考試多拿幾分就膨脹一點，被老師念、被父母嫌、被同學比較，就立刻洩氣。

也因此，我們比較能理解，為什麼許多針對亞洲青少年的研究，都不約而同指出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在高壓的學習與競爭環境中，大約有 26% 到 40% 的青少年，在量表上呈現出顯著的憂鬱症狀；在某些升學壓力特別集中的群體裡，這樣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

那些在青春期看起來很極端的行為——突然激烈叛逆、情緒暴衝，或者乾脆徹底躺平——很多時候並不只是「變壞」，而是孩子在試著掙脫這種令人窒息的「有條件的愛」。

他們不得已，只好用極端的方式，發出一個：「我受不了了，你看見了嗎？」的求救訊號。

別再自我感覺良好了，陪孩子一起練出真正的 self-efficacy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難道從此不能再稱讚孩子？當然不是這樣。

心理學家 Roy Baumeister 的研究結果顯示，自尊和成就之間的關聯其實不大，多數情況是「表現變好 → 自尊跟著上來」，而不是先把自尊吹高，成績就會自動變好。

也就是說，那種不停灌輸正向口號、拚命叫孩子「要有自信」，就能解決問題的想像，多半只是安慰我們大人的美好幻覺。

與其每天替孩子打一針「你很棒」「你最好」，不如把焦點轉向另一位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提出的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感。他提醒我們：真正撐起自信的，不是別人口中的鼓勵，而是一次次「精熟的經驗」。

像是親手完成一件困難的事，親眼看見自己真的辦到了。每一次獨立寫完作業、解開一道難題、克服上台前的緊張，都是在孩子心裡加上一句肯定句：「原來我做得到」。

從發號施令的管理者，變成被孩子需要的顧問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懂這些道理的父親。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也是那個會拿著貼紙、排滿行事曆，用讚美和威脅利誘去「管理和引導」孩子的管理者。

隨著孩子慢慢長大，我發現：並不是只要設計出足夠精巧的獎懲系統，就能培養出自律又真正有力量的孩子。

Michael Riera 博士提出的「顧問式育兒」(parent-as-consultant) 概念，對我來說很受用。他認為，當孩子進入青春期時，父母其實是被「解雇」的管理者；若想要繼續有影響力，就必須調整位置，重新「被聘為顧問」。

而這個轉變，往往是從最細微的語言開始。

當孩子打完一場球賽，我不再脫口而出「你好棒」，而是刻意練習所謂的「描述性讚美」。例如，我會說：「我看到你一路在調整防守方式，到了下半場，對方幾乎很難出手。就算一開始一直被突破，你也沒有放棄。」這句話不再替她打分數，而是讓她知道：我看見了她的努力和思考過程。

同時，我也學著去當一個有溫度、卻不越界的「鷹架」。當孩子遇到困難來求助，我不再急著把正確答案丟給她，而是陪她一起拆解問題，問她：「你覺得下一步可以試什麼？」有時候，看著她失敗、看著她考不好，身為父母的本能會痛得發抖。但我慢慢明白，那些我曾想替她擋掉的苦，正是她未來可以倚靠的基礎。

這條路一點也不輕鬆，處處都在跟我們想保護孩子、想掌控一切、想立刻看到成果的本能拉扯。

我期待有一天，能在她的眼裡看到一種很安穩的神情，那像是在說：「因為我真的努力過，所以我不怕。」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會知道，自己從管理者退到顧問這一步，確實走對了。